[编者按] 继2011年上半年推出“身边的感动”系列报道受到广泛好评后，从2011年10月起，我们推出了新栏目“学者笔谈”。本栏目将陆续推出一批我校有影响的学者，重点展示他们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与创新等方面的观点和见解、思路和做法及理论和实践，旨在弘扬科学精神，激荡人文情怀，回归学术本位，浓郁学术气象，全面提升交大学术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 我认为目前教学改革的关键看两点：一，是不是从“以教师为中心”教学回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二，是不是把教育的重心从“知识传递”过渡到“能力建设”上。
■ 一个科学家进行了100次实验，前99次都失败，最后一次成功了，那他是一个成功的科学家，但是对一个工程师来说，99个工程都成功了，最后一次失败了，那他可能会进监狱。这就是工程师对错误的“零容忍”，工程师的责任太大了！
■ 对一个教师的最重要的评价是来自学生。
■ 我喜欢用两条标准看这个单位有没有活力：一是看这个单位的教授有没有真正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二是看这个单位在科研的规划上有没有明确凝聚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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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神圣的事业
我成长在一个教师家庭，我的父亲曾是中国药科大学的终身教授。在他的会客间里至今挂着赵朴初先生赠给他的陶行知先生的名言：“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在我心中，教师是神圣的，讲台是神圣的。我以为，对一个教师的最重要的评价是来自学生，而老师最大的喜悦就是教育出一批能为自己民族的强盛奉献终身的学生。所以，我十分珍视教学，视教学为生命。
2006年3月20日，我父亲病重在南京鼓楼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抢救。为了第二天给交大的学生上课，我20日晚依依不舍地离开危在旦夕的父亲,赶回上海。我当时唯一的期望是，上完课就立即回到父亲身边，要陪伴他走完他生命最后的一段。3月21日一早，我一如既往地站在闵行的讲台上给学生上课，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给本科生上完两节“土木工程概论”，又接着给研究生上两节“计算结构力学”。就在上午第三小节课快结束时，我的手机开始不断地振动，我预感到不幸。往常我在课间是不休息的，这次我破例休息了十分钟。休息时，一个人到楼道上看到一连串弟弟发来的短信，父亲的血压一直在降，最后就病故在这课间休息的十分钟时间内。弟弟最后的短信说，他会代我亲吻亲爱的父亲！我的心情十分悲痛！我几乎没有能力再回到教室了，我犹豫自己还能不能把课上完……最后，我还是回到了这个神圣的讲台，把这十分钟发生的所有情况告诉了学生。课堂里一个女生发出惊叹，几乎撕裂了我的心，全班随之鸦雀无声。我强忍着眼泪对学生说了这么几句话：“我的父亲也是一名教师，我非常非常遗憾在他最后的时刻，不能在他的身边！我相信他会原谅我的，因为他知道，我在上课。同学们，你们知道吗？讲台是一个多么神圣的地方！教师是一个多么神圣的职业！‘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希望你们中间的有志青年也选择教师这个职业。”“现在继续上课……”
专业教学：思想教育的载体
我不是一位思政教师，但和许多专业课老师的观点是一样的，那就是：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培养有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新一代是关系我国前途的一件大事，也是大学教育 “最重要”的内容。现在的学生讲物质的东西多了，讲精神的内容少了。这似乎成了一个趋势。我长期接触学生，觉得年轻一代是单纯的，是有一腔热血的。但问题是：为什么这股热血没有变成他们应有的非常好的精神状态？
十三年来我教授的“土木工程概论”是学生很喜欢的课程。课程面对的是一批完全没有土木工程概念的学生，但这门课对他们一辈子从事土木专业却事关重大。多年的实践效果是我原先未曾估计到的。没有想到每一次讲课都是以学生热烈的掌声结束，也没有想到许多同学会在听我课时流下眼泪。现在这门课是上海市精品课，许多学校，包括清华、同济每年都邀请我去讲授有关内容。这门课表面上看是土木工程专业的启蒙，但内涵的主线是要从思想教育的高度来唤起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因为，我国正在从事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又面临着各技术强国纷纷参与我国市场的激烈竞争。我们需要大量的土木工程技术人才，但土木工程的工作环境相对艰苦，收入并不高。这就需要有大量的事例来颂扬这个专业和颂扬为此专业奉献的人，从而激发学生的专业热情。每当学期结束，在批阅学生们写的学习心得时，我几乎爱不释手、彻夜不眠。我也没有想到，听过这门课后有那么多同学直到现在还和我保持着联系。
我觉得，学校的思想教育工作不能全是思政老师的事，专业课程的教学也应该同时是思想教育的载体。现在是开放的环境，不能仅靠封闭环境下那种“灌输”的思想教育方法，一定要从时间、空间上尽量扩大学生的视野，让学生从各种活生生的经历中悟出做人做事的道理。我期望大家能共同努力“加强思想教育的意识，寻找思想教育的载体，减少思想教育的痕迹”。
教学改革：不搞“克隆”
我国高等工程教育“顶层设计”的基本思路还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前苏联的一套，其特点是“非常专业化”，在国际上称之为“第三代工程师”的教育模式。现在受教育的应该属于“第六代工程师”，他们应该在系统工程、学科交叉和信息全球化方面有质的飞跃，但是我们现在的专业教育，从课程设置和教材内容上看，还基本上是前苏联的一套。与此同时，我们又不注意“底层”上的实践，不注意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和特色。我们喜欢“统一”，教材要“全国统编”，名师评定标准要大家一致。
一流大学的教学不应该“克隆”，应该允许大家通过自己的实践和摸索，潜心积累，逐渐形成各家独特的风格，用不同的体现新时代精神的教学理念。我现在听别人谈“教学改革”，很注意是看他们在课堂教学上有没有涉及到两个要点：第一，是不是从“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回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是不是重视“个性”？第二，是不是把教育的重心从“知识传递”过渡到“能力建设”？是不是重视“能力”？我认为这两点是目前教学改革的关键。
我国两千多年的教育史上，原来一直是私塾教育，充分重视学生“个性”，按学生的个性制定教育计划。这样培养的成功率高，但效率不高。后来我们学西方搞班级教育，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地点由固定的教师上课，现在再加上全国统编教材，这样效率高了，但成功率不一定高，因为学生的个性照顾不够。国际教育界一致的看法是：新世纪的教育应该回到“以学生为中心”。但我们必须承认，在目前的信息传递水平下，我们还不能普遍摆脱“班级”的教育形式。那么，如何在班级的形式下照顾学生的个性？这就是“前沿”。这里包括：老师如何在课堂上采取交互式的授课方式？老师如何准备提问的教学笔记？老师如何用最快的办法和学生在课堂上交流？如何加强对训练助教和学生都非常有效的“习题课”？
21世纪信息技术的发展引起了新一轮的工业革命，一味地靠传递知识是不可能教好学生的。教育的重心必须转到能力建设上来。这就是中国古代所说的“授人以渔”的问题。我们考查教学的效果不是看老师在课堂上“灌”了多少内容，而是看这门课结束以后学生真正学会了什么？看学生毕业后能否根据学过的知识“举一反三”的能力？这些年我们在课堂教学上按“教一、做二、考三”来逐步提高难度就是一种提高学生能力的方法。我们不搞那些“教三、做二、考一”使大家都“happy”的教学，我们甚至要顶着一些压力来坚持我们的原则。我希望看到的是，当学生毕业后，回答他们在交大印象最深、获益最大的课程时，他们会提到我们。
科学研究：工程领域的特色
现在有关大学教育的讨论中，从一些重要的讲话到一些优秀案例的介绍都集中在“科学家”身上，这有一定的片面性。钱学森先生的老师冯•卡门说过：科学家是在发现一个已经存在的世界，而工程师是创造一个从来没有的世界。科学家的工作主要是受到自然规律的约束；而工程师的工作不仅受到自然规律的约束，还要受到社会规律的约束。对科学家要强调“原创”，但是对工程师就不一定，工程可以是“革新”，可以是原有技术的“集成”，也可以是其它领域技术的“移植”，但是工程必须“应用”。所以对工程师来说，不是强调“大胆怀疑”就可以解决问题的。一个科学家进行了100次实验，前99次都失败，最后一次成功了，那他是一个成功的科学家，但是对一个工程师来说，99个工程都成功了，最后一次失败了，那他可能会进监狱。这就是工程师对错误的“零容忍”，工程师的责任太大了！所以，我以为在工程教育中不能仅仅强调创造能力，更重要的是适应能力和合作能力。如果后两种能力不行，他的创造能力等于零，甚至是负号！
我们都期盼着我们国家多出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似乎这是中国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其实，诺贝尔奖金在科技界是颁发给除数学外的基础科学，并不包括工程技术领域。在我们渴望基础科学的重大突破时应该认识到：在工程技术领域中国已经具备了超越西方的条件。任何工程技术的科研成就必然依靠工程发展的背景。中国目前正在从事涉及到十三亿人口城镇化的建设，这与信息技术带来的新一轮工业革命等同，是整个二十一世纪地球上最重要的两件事之一。我们喜欢讲“高科技”，认为那是“朝阳”，但是什么是“高科技”的明确定义？似乎不清楚。我们不喜欢谈“传统工程领域”，认为那是“夕阳”，但是不明白国家要建立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不可能离开这些“传统”领域的建设。为什么我们不能把“高科技”的发展和建立强大的工业体系这个“载体”结合起来呢？若能这样，我们的“高科技”和传统领域都能达到国际领先的地位。当今，上海的“振华重工”击败了日本，承包了美国旧金山的新海湾大桥的全部钢结构制作，并成为该领域国际规范的制订者就是辉煌的一例。
工程领域的科学研究者总是盯住工程实际中提出的问题。许多问题的解决当然是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去做，但是只有把眼睛紧紧盯住现实世界，这才会超越前人。在工程领域不乏一些求数量的人，他们的力量很大，产量很高，但是如果分析一下这众多的论文，多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许多内容相互重复，二是缺乏真实的工程数据论证。
工程领域和基础科学一样，都有一些“权威”，大家对“权威”的评价其实是看他们在本领域的作用，而不是看他的头衔。有的人在本领域稍微沉默一段以后，大家都会打听他，很想知道他最近在做什么。当大家听了他的大会报告后，就会说“啊，其它的大会报告可以不用听了”，这就是权威。当然，也有一些“权威”，他们经常到处做报告，用的都是讲了好几年的（或是别人那里拷贝来的）PPT；还有一些“权威”一直在讲“新潮流”，当你发现他讲错了再提醒他时，他说“这个内容我已经不搞了”，原来从开始就没弄懂。
工程领域的重要科研成果表达应该是简明的。我在美国学习时的指导教授告诉我，“复杂的表达一定是丢失了什么东西”。所以，我认为把一个复杂的问题简明的表达是高水平，反之是低水平。这位指导教授还告诉我说，“简明是工程的艺术”。我认为“简明”并不简单，这需要更深刻的思维。过于复杂的表达在工程界等于“自杀”。
教学和科研是教师的双翼，缺一不可。长期搞科研的人员从事教学是很必要的，可以把长期紊乱的思路缕清，对下一步继续科研极有益处。长期不搞科研的教学会失去活力，不但会把活生生的内容教死，还会把原来“立体”的启示教成“平面”的教条。一个教师不脱离教学和科研，就是不脱离“第一线”，那整个生活和工作就会变得踏实。
六十年前，我初中的班主任曾经推荐我们看一本书，叫《古丽娅的道路》，其中有一句话，“让生命燃烧，而不是冒烟”。六十年来，这句话逐渐成了我的座右铭。老师，不但自己要燃烧，还要点燃学生心中的火焰。
学者小传
刘西拉，be365体育平台土木工程系教授。1963年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1965年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1985年获美国普渡大学博士学位。1998至2000年任上海交大建工与力学学院副院长兼土木与建筑工程系主任。
现任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WFEO）执行委员、国家代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工程组织联合会（FEIAP）执行委员，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外事工作委员会主任，国家一级结构工程师，英国皇家特许结构工程师。
主要研究工作包括：钢筋混凝土结构基本理论、土木工程中的知识系统、结构的安全性和耐久性研究等。1985年获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结构科研奖。1994年被国家科委任命为国家攀登计划“重大土木与水利工程安全性与耐久性的基础研究”首席科学家。1998年被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授予“Rinker杰出学者”称号。1999年当选为英国结构工程师学会副主席。1999年获法国帕斯卡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89年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教师，2006年被评为“上海教学名师”,两次获上海交大“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奖”。
负责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结构工程学科发展战略”（1991）和“工程学科发展战略研究报告”(1999)的起草。2004年任中国科协“2020年的中国工程技术发展研究”主报告的第一起草人。2006年以来被中国土木工程学会聘为撰写《2006～2007年土木工程学科发展报告》《2008～2009年土木工程学科发展报告》的首席科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