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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永良

驰骋多个领域的总工
日期:2012-07-06  来源:学者声音  阅读:4861

胡永良,1937年生,浙江上虞人。1961年毕业于学院船舶制造系船舶设计与制造专业。原武昌造船厂总工程师。获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职称,曾兼任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第九届、第十届常务理事,武昌造船厂第一任科协主席,武汉市科协常务理事,武汉市武昌区科协副主席。曾参与舟桥厂选厂、筹建工作;参加的武船科研项目获中国科技大会奖励,数控切割机获国防科工委科技进步二等奖。在航天领域,参与西昌卫星发射架开发工作和后期生产技术组织工作;酒泉卫星发射技术厂房生产和组织技术攻关工作。在水电行业,参与葛洲坝升船闸闸门制造技术攻关;组织三峡过船闸门的开发与生产工作。在桥梁建设方面,任武船西陵大桥建造总指挥;参与长江江阴大桥与福建厦门海沧大桥开发、建造工作。

采访中,胡永良回顾了在交大的求学经历,毕业后涉足多个领域的工作经历,并对青年人提出了一些希望。   

口述:胡永良

采访:姜玉平、漆姚敏、刘岸冰、陈晓轩

时间:2012年7月6日

地点:湖北省武汉市紫阳湖宾馆

记录:王俐涵

编者:章玲苓

两个校名

1956年4月是交大60周年校庆,当时我是上海胶州路上的交通中学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学校组织我们到交大参观。带我们参观的是一位造船系的老师。他说我是造船系的,我希望你们学造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国家的造船行业很落后,这是其一。第二呢,造船有个好处,就是都要靠水,没有水造不了船。你考到别的系可能被分到沙漠去,生活方面很不方便,而学造船总会分配到水边。他的一通话,我听进去了。   

那个时候交大已经开始西迁了,公开招生的是上海造船学院,所以我考进去的时候,录取在上海造船学院,第一任院长叫胡辛人。那一年我们考大学不是很难,因为1956年我们国家为了适应经济形势,招生招得特别多,造船系一个年级就招了12个班,一个班大概有四五十个人。   

我们那个时候上大学,不是像现在照着专业考,而是先考学校,考进后发入学通知书,到学校后再填志愿,想要学什么专业再选什么专业。那个时候我不懂,也没接触过什么造船,本来我想填船电专业的。这个时候碰到个老师,他说你考分高得很,为什么学船电呢?我说船电有什么不好,他说船舶制造是根本、是基础,就这么一句话,我就改成了船舶制造专业。   

我们1956年进校,所以是6字头的,我又是第一个班,所以就是601班。我提前报到以后,让我就照顾其他同学,做班干部,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是团支部书记。交大一年级在法华路分部上,二年级才到总部来上学。   

1957年7月,也就是我们进交大的第二年,全校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到了下半年更厉害了。每个班都有个指标,非要搞个把出来。由班级的团支部去物色对象,摸底排队。结果大家揭发以后,我们班上还真出了个右派,这个同学我到现在都觉得对不起他,他也就是有一些不满的情绪吧,现在来看完全没什么。当时这位同学提前毕业,分配到新疆石河子。后来,我们碰到他之后都说对不住他,他说不是你们的问题,我不会怪你们的。   

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我们去浦东的上钢一厂挖沉淀池,教授都跟我们一起去的。到那以后,住在那种竹子搭的上下铺床。教授住下铺,我们学生爬上铺。我们劳动了一个多月后,党委副书记邓旭初跑来说,我们交大的学生应该不同于其他的学校,要好好念书,你们的父母把你们送到这里,不是让你们来挖沉淀池的,是让你们来读书的,你们给我回去。后来我们都回去上课了。所以,我对邓书记还是很钦佩的,那个时候他能够敢说。   

我们那个时候上课也很有意思的,有很多名堂的,有一项叫“单科独进”。什么叫单科独进呢?就是在课程安排上,不是多课混合上,而是一门课连续讲授,把这门课集中起来学,在短时期内突击完成。我们学生无所谓的,老师就厉害了。课上完了还不算,还把学生集中起来编一本教材。我们编教材是很有水平的,人家都说我们编得不错。为什么呢,因为是从学生的角度去编的。   

我们学校课余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为纪念“一二·九运动”,曾在文化广场大合唱,当时上海几千名大学生一起唱歌。司徒汉给我们指挥,他是有名的指挥家。我们唱的基本都是抗日战争的歌。   

当时学校的伙食费是食堂定的,经济比较困难的可以申请学校的补助。一般我们一个人发到12块5毛的餐票,菜票和粮票包括在里面。12块5毛钱可以吃得很好,3毛钱一个菜的话,可以吃青椒炒鸡丁。当然我们不能每天都吃3毛钱的,每天都吃3毛钱,12块5毛钱就不够,1毛钱一般就可以买个菜吃,几分钱买碗饭吃。一年级的时候我们吃桌饭的,女同学一桌,男同学一桌,八个人一桌,菜放好之后一起吃。我们班上有个男同学,他叫黄胜兰,大概食堂一听他的名字以为是女同学,就安排他和7个女同学一桌,一餐吃下来他难过死了,说怎么安排我一个男同学在一群“娘子军”中间吃饭,后来赶紧调整过来了。一年级的时候,粮食不紧张,没有定量,饭随便自己添,1957年后才搞定量供应。   

两年级的时候,南洋工学院成立了。我们造船系本来12个班,砍掉4个班到南洋工学院去了,留下我们就只有8个班了。   

1957年9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交通大学分设西安、上海两地的迁校新方案,南洋工学院并入交通大学上海部分,上海造船学院和交通大学上海部分合并,统一由交通大学领导,保留上海造船学院的校名。就是交大和造船学院的学生一起在徐家汇校园上课。校牌都有两个,一个是交通大学的,一个是上海造船学院的。后来上海造船学院的牌子摘掉了,就只有交通大学的牌子了,而且变为“学院”。所以我们考进去的时候是“上海造船学院”,毕业的时候就成了学院。   

开拓转型

1961年毕业后,我分配到武昌造船厂工作。不到一年,我就到了技术科,那时候科长就是以后造船公司的总经理王荣生,我就在他手下当科员。我们这个造船厂还很规矩的,学生到厂里来,第一件事是让你先描图。我在描图的时候就动脑筋,我觉得这个图画错了。我就跟当时的股长说了,我是按他错的描还是重新描。后来把画图的人找来,改好了再去描。我知道这个图纸该怎么画,这个立体概念该怎么投影过去。船舶制图、投影几何这些课程在大学里是学过的,人家把投影几何叫头痛几何。我却学得不错,立体概念较强,当时班上只有两个考五分,我是其中之一。   

描图描了一阵后,领导要求我画零件图。这就更进了一步了,是自己画图了。到了1963年,我就能独当一面了,成为一个产品的专业负责人。从产品的工艺准备,工艺文件,到工艺装备设计,再到现场的服务,制造技术问题的处理,都是我一人负责。当时我们三个人合作管一个产品,一个管船、一个管机、一个管电,船这一块,就我一个人负责。我们都是上午到现场,把现场问题都处理好,联系单都处理好,下午就在办公室画图。   

到了1964年,又换了个产品,叫舟桥。舟桥是为工程兵服务的,就是在河里面架桥。1965、1966年,就是快要“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六机部决定我厂包建专门生产舟桥的厂——中南金属结构厂,编号“446”,厂址选在湖北蒲圻,现在叫赤壁。我们武昌造船厂成立五人筹建小组,组长是我们当时的副厂长。其余四个,一个是我们基建科的工程师,一个就是我,负责技术系统,还有两个是工人。我当时很年轻,不到三十岁。这个厂后来在1973-1975年间投产。   

1970年,领导又将我从筹建组调回去。这个时候,我们原来那个技术科分开了,设计跟工艺分开了,叫工艺研究所了。工艺研究所主要是搞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设计另外有一块。我就到这个工艺所去搞工艺。一去就开始搞电子计算机在造船上的应用。后来,我是中国造船工程协会电子应用学组主要成员,学组的组长是十一所的,即611所的。当时一共只有十几个人,可以说,我们这批人是早期搞计算机在造船上应用的。   

当时我们造船系统就两家有计算机,我们厂就占了其中一台,是从国内买的晶体管的电子计算机,我们都叫“西2”型,但是外面都叫“X-2”型。这个电子计算机也是不小的,占了我们一个大房间,下面还要搞一个房间的空调设备,内存只有八千个单元,即8k。当时主要是开展计算机放样与数控切割机研制工作。计算机我是从头学的,当时学的叫Basic,请武汉大学的老师讲的,只学了两次,一次学两个小时,我就把Basic学会了。这个课题从1970年差不多搞到1980年。后来,用数控切割机切割出来的船壳板用到造船上面,我们武昌造船厂是第一家。   

1980年我转到设计科工作,当时我们武昌船厂准备搞出口船,我就到出口船这个小组去了。我们承接的第一条船是挪威的三用工作船。我就被派到挪威卑尔根,参加与挪威联合设计的武船设计组,任副组长。1982年回国后,先后被提任为副科长、科长、副总工程师,1984年又被任命为总工程师。此后,我考虑的问题就跟以前不一样了。原来都是根据某一个产品做很多具体的事情,当了总工程师以后呢,具体的事情就不用参与很多,而要考虑这个厂下一步该怎么发展的问题。当时武昌造船厂主要做民船和军品,由于地域受限,所造民船最大是7000吨,再往上大,上面有桥,下面有河底,两边都夹住的,高了也不行,深了也不行。所以7000吨就到了我们的极限了,只能做这么大。而军品是特殊的商品,生命权掌握在人家手里面,不是由工厂来决定的。所以,当时工厂就决定再开辟第三战场,即钢结构。在这件事情上,我是积极的,最后在总公司总经理的指导下,武昌造船厂就形成了军船、民船、钢结构三足鼎立的局面。   

之后,我很努力地在做这方面的事情。我们感觉到钢结构有很大的市场需求,如卫星发射架,大坝闸门,供船过大坝用的升降机、桥梁、压力容器都是钢结构,这是大有可为的,可以大显身手的。虽然它总产值上比不过军品,但有一条,钢结构净产值比较高,附加值高,就是边际收入高。我在这上面下了很多功夫,先后参加西昌卫星发射架开发工作和后期生产技术工作,亲自带人去投标,我们中的第一个标就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发射塔架。此后,我还参与酒泉卫星发射技术厂房生产、开发和组织技术攻关工作。现在的“神舟九号”载人飞船就是在我厂参加生产的技术厂房内组装成功,用我厂造的平台小车运至发射架发射的。每次发射成功后,我们还会收到来自酒泉卫星发射基地的感谢信。   

杀进航天这个行业后,我们开始进攻桥梁领域。我们武昌造船厂造的第一座桥是武汉汉阳钟家村人行天桥。当时创造了一个奇迹,一晚上就把它给架起来了。武汉市市长第一天晚上坐汽车过汉阳的时候还没有桥,他以为造这个桥的时候肯定要交通管制,那就头痛得不得了,说这个地方一堵,汉阳都乱套了。结果,我们一晚上就把这个桥给架通了。他第二天一看,桥造好了,实际没完全好,但是下面车子可以开了。我们电焊工作还没有完,因为这是焊接的桥。我们一晚上把它给架起来,是因为我们用的是造船的办法,放了样上去以后,定位就都解决了。这个桥出了名气以后,后面的产品就接连不断地来了。第二个做的是西陵长江大桥。西陵长江大桥是一个悬索桥,跨度是900公尺。当时国内第一批做悬索桥的有两座,一座是虎门大桥,一座是西陵长江大桥。虎门大桥是广州造船厂造的,长888米,西陵长江大桥是900米,所以是当时国内悬索桥的第一桥,而且通车比虎门大桥早,因为这是三峡工程等着用的,这是三峡的早期保障工程,必须先造这个桥,为三峡服务。我是我们厂造桥的总指挥,这桥我们建造得很成功。三峡的闸门,五级过船闸,南线是武船造船厂做的,北线是江南造船厂做的,我们两家各做一半。这个闸门是天下第一门,二、三十米高,开关自如,而且关起来以后,水还不能漏出来,这要求是很高的。   

做了西陵大桥之后,我们就进入了桥梁行业,后来接着又是两座桥,一座是江阴长江大桥,一座是厦门的海沧大桥。这两座桥的规模都差不多,都是一万吨级的,都是一两个亿的合同。这两座桥是我同时承接合同,同时谈判的。当时厦门那边问我,说:“胡总,你们是不是在接江阴大桥?”我说是。他说:“要是接了江阴大桥,我这桥就不交给你做。”我说:“那你何必呢?凭什么不叫我们做。”他说:“你们精力管不过来。”我说:“我没有金刚钻,就不会揽你的瓷器活,我既然要接你的这个合同,我就有我的方案。”最后,这两座桥的合同我们都签下来了,签好以后,武汉市还派一个任务给我们,就是武汉的白沙洲大桥,我们也接下来了。其实稍微错开点,三座桥同时做。我退休以后,被海沧大桥业主请去当顾问,这桥后来得到了“詹天佑奖”。   

近年来国内新建的钢结构公路桥中,差不多三分之一是我们做的,从内地一直到沿海,做的桥很多了。北京的高层建筑我们开始也做了。   

从航天开始,接着就是桥梁水利,再接着就是石化,做压力容器。当时北京方面来验收,要我组织一个质量管理小组,制定一整套的压力容器生产规章制度,他们就来验收这种制度,验收之后你才可以开始做压力容器。因为压力容器做不好的话,机毁人亡,要爆炸的。武昌造船厂很好,所有的压力容器都没有出现过此类事情。   

人生感悟

我的观点是,当兵就是打仗,学生就是念书。学生不念书,当兵不打仗,那这个国家也不成为国家。当学生的时候,要当好学生,要念好我的书。我非常看不起有些学生夸夸其谈,考试的时候老是不及格,要补考。这样,再怎么有本事,也是没有什么用的。   

另外,在任何地方都要做好你的本职工作,而且你得千方百计去做好它,这个很重要。许多事情靠一个人是做不好的,要靠一个团队。我们当时的团队是一个非常好的团队,因为下面的很多机构,用不着我操心,他们都能正常开展工作,我可以抽出精力去想些没人想的事情,把这些事情做好。这一点我有很深的体会,你要相信你的部下,他们能把工作做好。   

现在商业竞争很激烈,商务上面的谈判是一个平等的谈判,有的人喜欢在这上面做文章,搞得很复杂,这不好。我就不搞那一套,我很真诚,很实在,人家能感觉到。不行的不会说行,行的也不会说不行,这个很重要。我是很不理解,现在往往是人民币说话,没有本事不能做的事,把钱一放就可以去做了。这样的事情不出问题才是奇迹。   

寄语学子

年轻人都能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一个位置,你得看看这个位置合不合适你发展,这点要考虑清楚。一个人最挠头的事情就是干你不愿意干的事情,那是很糟糕的,干你不会干的事情问题还不大,你可以学,但是你不愿意干的事情,你再去干也没意思。造船的人,船开不通就要调头,得调个方向再开。这个一定要把握好。因为人一生能够工作的时间也就30、40年,千万不要在这段时间让自己进入死胡同里去,就可惜了。我们什么都赔得起,时间赔不起,人的生命毕竟有限。   

一定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有的人老是在想我怎么在社会上没有地位,没有钱,他不知道地位、钱都建立在一个基础上面,就是你付出了多少。你首先要想怎么把毕生精力付出去,不要藏着憋着,这个很重要。   

每个人要先谈贡献,先做事情。先做了贡献,你才能谈其它的任何事情,而且应该把其它的事情尽量淡化。名与利,能淡就淡,但是贡献是不能淡的。我家现在住90m2的房子,已经住了快30年了,一直没变。1997年我退休的时候,第一个月给我发的退休工资只有700多块钱,现在呢?3000块不到,2000多。但我心态非常平衡。我非常相信我们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说的那句话,他说你有100间房子,你晚上只能睡一个房间,睡一张床,多了你也睡得不舒服;他说你有一千万块钱,一万万块钱,你每天只能吃三餐,你不能吃三十餐,三十餐会把你撑死。一个人一天三餐,晚上睡一觉,一天也就过去了,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

(摘自《思源·起航》,马德秀主编,学院出版社201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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